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公元前3-15年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复原该时期农业经济特点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西辽河流域、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黄河上游、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等6个地区选择了15处考古遗址,采用浮选法获取了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其中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5种农作物。出土植物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各地区农业生产特点不尽相同,其中有北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稻旱混作农业等,而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值得关注,呈现出由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变的特点。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有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加植物种类的多样性等诸多优越性,这种特有的农业发展模式应该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应关系。本文以考古发现铁犁遗存为基础,结合文献与农学等相关材料,探讨了汉代铁犁形制与垄作法、平翻耕作法、代田法等几种主要耕作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几种耕作类型的主要分布地域。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巩义涉村镇发掘一座唐墓,这座唐墓出土器物以三彩器居多,其中镇墓兽、武士俑等形体高大,对研究盛唐时期郑州地区的唐墓有一定帮助。
本文尝试分析战国S形龙佩与西周多璜佩、春秋虎形佩之间的关系,探讨变化发展中的两周组佩在功能及艺术特征上的不同。
《太平抗倭图》与明代主流绘画样式完全不同,它没有采用传统的表现重大主题和纪实性题材所惯用的横卷形式,而是以民间"地舆图"的表现方式,将与整体事件相关联的各个情节安排在一个如同地图的整体框架之内,并由此展开相互之间的情节关系,具有较浓郁的民间绘画特性。该画的艺术成就以人物的表现为代表,虽然它不像完全意义上的人物画那样能够表现出人物的神情以及思想活动,而像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那样仅仅是以简单的人物动态表现抗倭的主题,但人物众多,关系错综,是另类的明代人物画的代表作品。在整幅画中占据主要篇幅的建筑,着墨-多,用力-深,不亚于人物的表现,是难得的研究明代太平地区建筑的重要资料。望京楼商城东一城门,始建于二里岗下层H9和H17之间,废弃于商代白家庄期,是具有瓮城某些特征的早商城门。本文对大河口M22出土的气盘、盉铭文进行考释,认为其文意是穆公命气将其属仆驭臣妾全部转归霸姬,气没有执行此命,霸姬将气讼至穆公。穆公命气发誓要听从命令,如果违誓,就处以鞭刑五百,并罚金五百锊。气据此发誓,并记录下来。穆公又命气增加誓言,说如果不听从穆公命令,就处以鞭刑,并逐出宗族。气据此再次发誓,并记录下来。为记录穆公的命令,作了这二件盘、盉,要子孙们长久存用下去。在解读铭文的基础上,认为西周时期的誓仪一般分为三个为仪程:首先是命誓,一般是裁判者主持,发布誓辞内容,明确需遵守的事项及违誓的处罚;接着是报誓,发誓者根据命誓内容重复说出誓辞;-后是则誓,即发誓者确认并记录其誓辞,以备以后稽核。是由寄生于内的疟原虫所引发的传染病,该病一直伴随人类生活史。上古以来,国人始终在探询的发病机理。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医学对于的阐释传入,在中西医关于成因的交锋之中,西医有关疟原虫致病及其分类的阐释日渐为国人接受。时期,建立公共卫生体系以传染病渐成国家职责的应有之义,南京国民亦有此初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针对区域性高发状况有过一定的应对,并针对1931年长江流域的大流行状况展开调查,初步掌握了在南方的分布状况以及种类,澄清了民众对于认知的误区,揭开了云贵地区瘴气病的真相。然而此际医学新旧杂陈,民众亦缺乏基本的卫生健康知识,兼因国家积贫积弱、内困,全国性的防控体系未曾建立。至抗战爆发,长江流域抗战仍深受戕害。15年,河南省沁阳市沁园路北段出土一方明代墓志。墓主冯世昌祖籍山东巨野,始祖冯珤因武功升任南京豹韬卫水军所正千户,二世祖冯胜袭位,于正统八年改授郑藩仪卫司仪卫正,随郑藩王至怀庆府安家落户。之后,高祖冯宣、曾祖冯忠、祖父冯继祖、父冯汝迁袭职。墓主冯世昌生于正德十三年六月二日,卒于万历八年三月二日。嘉靖二十四年袭职。二十九年,郑恭王朱厚烷因向世宗朱厚熜上书建言被削爵禁锢凤阳,世昌也因此被发配边境地区的卫所充军。隆庆元年,穆宗朱载垕即位,朱厚烷复爵还国,世昌恢复仪卫正之职。志文详细记录了冯世昌的家世、生平和郑藩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了解和研究明代宗藩制度以及沁阳地方社会史有重要价值,同时也对史书、方志起了印证、补充作用。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是文明化进程中的早期部分,也是历史从蛮荒进入到文明社会的重要阶段,更是经济制度和人类生活方式变动-剧烈的时期。作为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生活元素之一的狗,其所对应的角色与当时人类社会背景的变化息息相关。自新石器时代中期狗进入到人类生活以来,其在人类不同时期所饰演的相应角色不断变化。概而言之,我们可将新石器时代狗的角色称之为"工具化",夏商西周时期为"宗教化",而春秋至两汉时期则为"实用化"。
焦作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古河内地区,历史悠久。汉代是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为繁荣的时期,尤以汉献帝禅让帝位于曹丕,被封为"山阳公"居住于此而名声大震。焦作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出土的大量汉代陶仓楼,是极具地方特色的珍贵文物,不仅数量繁多、类型丰富,而且装饰精美、结构独特。根据陶仓楼的形制和结构,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带院落的多层陶仓楼、连阁式陶仓楼、联仓式陶仓楼和简式陶仓楼。其中,联仓式陶仓楼是东汉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陶仓楼,制作精美、装饰华丽,主要出土于山阳故城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汉墓群,反映了焦作地区东汉时期陶仓楼的发展演变和高超的建筑技艺,具有重要的历史及艺术价值。
新成立之初,在下,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开展起来,这项工作的完成对于巩固新政权和解放农村生产力发挥了重大作用。土改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与广大知识分子的热情支持与参与有很大关系。而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活力的广大青年学生,更是在许多地区的土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正是在参与土改的过程中,这一群体一方面顺利完成了思想改造,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也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土改工作的进程。作为当年土改工作团的一员,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万慧芬在参加江西土改期间留下了手记录,她的日记对于我们考察当时青年学生的心路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该日记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历史转折点,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具热情的青年学生,绝大多数很快就融入了时代洪流,他们不但在思想上能够顺利完成自我"改造",树立起对党的高度认同感,而且能以实际行动切身参与各项社会改革,助力时代的前进。
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多将商代外服侯、田、男、卫、邦伯视为诸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各类诸侯起源问题,但对商代外服的命名途径关注不多。早期国家官僚的职事与礼俗密切相关,商代外服职官仍保留着职事产生时与礼俗相关的原始特点。在近年甲骨文及殷礼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学术背景下,考察甲骨文及殷礼,探讨商代外服的命名成为可能。综合既往关于商代外服的研究成果,可以推考记载外服史迹的相关卜辞,并确认外服必须由商王任命,以及外服的命名可能与殷商礼俗有关的情况,如外服侯命名于射礼,外服田命名于田猎之礼,外服男命名于耤田礼,外服卫命名于守卫"堂"的礼俗,外服伯命名于族邦首领称谓习俗。通过对商代外服命名的考察,分析从原始礼俗到国家职事以及官僚制度、诸侯制度的转化,为研究早期国家起源、官僚制度以及管理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在对殷墟二期时,殷都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后岗贵族墓地、殷墟西区、南区及有关村落布局变化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殷墟二期时,殷都原有遗迹进一步发展壮大。随着新的遗迹出现,殷都整体上呈现出承接殷墟一期晚段已分布区域,继续向外围更远处扩展的趋势。殷墟二期是殷都的进一步发展阶段,也是殷都初步框架形成阶段。
随州叶家山墓地是211年西周考古的重要发现,墓地揭露出早期曾国公墓,墓地的年代及布局值得研究。按照本文的分析,叶家山墓地为东西向横向排列,国君及其夫人墓足、头相对,占据墓地核心位置。目前已经发现的墓葬,包括有曾国-早的三代国君及其夫人墓,其称谓也各有不同。1年11月至211年1月,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沿海考古部组成肯尼亚沿海水下考古工作队,开始实施中肯合作肯尼亚沿海水下考古援助项目,并顺利完成了年度调查工作。此次调查工作主要围绕肯尼亚沿海地区拉穆群岛、马林迪海域进行,发现了6处水下文化遗存线索,并对拉穆岛谢拉东侧海域水下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水下调查和测绘,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为下一年度深入调查奠定了基础。
晋侯墓地中,历代晋侯与夫人均采用了"异穴合葬"的埋葬方式,除表明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已确立外,也凸显了作为嫡妻的夫人与晋侯一样,拥有超越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力与地位,是夫妇关系强化的重要表征。每组晋侯与夫人的墓葬中诸多方面都是大致相同的,尤其是异穴合葬双方的葬式、墓葬的朝向等都达到了近乎惊人的一致,可见埋葬者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这是夫妇二位一体性别观念在墓葬制度中的真实反映。而晋侯与夫人墓中随葬品等方面的差异则体现了贵族阶层夫妇间的性别等差。
本文以汉中出土商代红铜容器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就红铜容器体现的区域间技术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研究认为,汉中出土红铜容器与关中地区同类器物较为接近,表明在汉中青铜器发展的早期阶段,商文化或经由关中地区对其产生过影响。红铜容器在商代周边地区出现的几率有高于中原地区的趋势,显示了周边地区与中原商文化的密切联系,也暗示了其制作地的铜器冶铸技术或许有所区别。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一张仲尼式琴,造型古朴,断纹多样。龙池内朱书楷体八字:"绍兴三年马希仁制。"后髹黑漆,在红外摄影下,琴名与篆印显现。琴背项部四字草书琴名:"万壑松风。"龙池与雁足间方形篆印:"御书之宝。"以形制、用材、工艺、断纹、腹款等判断,"万壑松风"琴应为南宋制作。南宋"万壑松风"琴的发现,打破已有定式,证明"马希仁制"琴横跨两宋,并为马希仁的生平增加了一条重要的解注。
考古发现的西高穴二号墓,其墓葬形制、规格明确。通过与其墓葬形制、规格相近的东汉晚期河北定县北陵头M3徐州土山东汉墓、山东济宁普育小学汉墓和三国时代偃师杏园M36和M3安徽马鞍山朱然及其家族墓、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南京上坊孙吴墓等对比研究,西高穴二号墓应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高等级墓葬。西高穴二号墓出土遗物研究,又进一步推定该墓时代为东汉晚期。通过对西高穴二号墓发现的刻铭石牌文字内容和字体时代、西高穴二号墓出土人头骨与文献记载的曹操去世年龄、西门豹祠遗址和邺城遗址与西高穴二号墓相对分布位置、出土"鲁潜墓志"与西高穴二号墓地望关系、西高穴二号墓的地势和"不树不封"现象与历史文献记载、古代帝王陵墓与都城位置关系等六方面,论证西高穴二号墓墓主人就是曹操,西高穴二号墓就是"曹操高陵"。
河南中牟宋庄遗址发掘清理出保存完整的汉代陶窑两座、宋代陶窑一座,在陶窑周围均有功能相匹配的多种遗迹与其共存,这些遗迹与陶窑共同组成了功能较完备的汉、宋时期制陶作坊区。汉代制陶作坊区平面布局由陶窑、房址、灰坑等构成,通过梳理中原地区汉代陶窑形制结构的演变与发展,并结合宋庄汉代窑址的使用痕迹,推测该制陶作坊始建于东汉早期,至少延续使用至东汉中期。从烧窑所用燃料分析,初步认为陶窑应为民营性质。宋代制陶作坊区的平面布局更趋完备,规模更大,由陶窑、房址、灶坑、粮仓、水井、墓葬及众多灰坑等共同组成,结合房址邻近墓葬出土的铜钱年号,推测该作坊区的使用年代当在北宋晚期。依据宋代陶窑火门内残留的燃料痕迹,推测其性质可能为民营。
柞伯鼎记载伐南国、伐昏两次战争。"广伐南国"的不是周公,而是昏国。主持伐昏决战的是虢仲,而非柞伯。"南国"为西周南畿国土,而与"南夷"有别。昏与柞、蔡相近,皆在淮河流域内外。昏原为东夷,后被周征伐,不断南迁淮上,与淮夷共处,成为淮夷。为扩展土地、返居故地及报复周,而"广伐南国"。
文中对荣军新址建设工地东汉至晚清古墓群的形制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该墓群时代跨度长,形制多样,为研究淮河流域怀远地区自汉代以来的民间丧葬习俗有较高的参考价值。9年7月-9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河南四方汇泽清华.紫光园小区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内古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东周墓葬28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棺椁,个别墓葬有头箱和腰坑。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另有仰身屈肢和俯身直肢葬。随葬器物组合为鬲、盂、豆、罐。对研究郑州地区东周墓葬形制具有重要价值。
佛教传入,-初应是早期佛教图像的传播,根据考古资料的揭示,要早于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四川地区发现的汉代崖墓石刻佛像以及出土摇钱树座与树干上的佛像,数量很多,为我们了解早期佛教图像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早期佛像有犍陀罗和秣菟罗两大艺术流派,由南传进入的主要是秣菟罗佛像艺术。在时间与速度上,南传系统遥遥,并由蜀地逐渐向周边其他地区传播,从而促使了佛像的流行。佛教后来对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南丝路在传播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应忽略和忘记的。4年7月,河南省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发现并发掘了北宋李从生墓葬,该墓中出土了宋人李从生的墓志。据墓志记载,墓主李从生为北宋神宗年间籍贯泽州的平民,哲宗元祐初年,其子李吉从泽州带领全家迁徙至怀州开采煤矿,经营矿产并兴业旺族。此墓志对研究宋代焦作的行政区划沿革与交通路线、宋代焦作的煤炭开采及北宋富民阶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2年河南博物院在偃师征集了一批唐代彩绘陶器文物共9件,这批文物均为陶器彩绘,有文吏俑、武士俑、骑马女俑、陶马、陶骆驼、镇墓兽等,同在一起的还有一合墓志。这批文物的征集对于我们研究探讨唐代丧葬制度、陶塑工艺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1年1月为配合郑州清华园房地产开发公司基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博物馆在荥阳市苜蓿洼村西南发掘晋墓1座,出土各类质地的随葬品67件,其中陶器中的武士俑、马俑、镇墓兽形体高大,制作精美,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北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半月形多孔铜钺可分为甲乙两类。其中甲类钺大概出现于殷墟文化二三期,具有西方文化因素;乙类钺可能是殷墟时期东方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结果;黑豆嘴类型在两类铜钺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铜钺多系传世品,研究时应注意真伪问题;卡约文化是商周时期青海地区的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根据铜钺发展的某些规律推断,目前有关该文化的分期断代还需要进一步探讨。5年,在洛阳市西工区发掘一批东周墓葬。其中,春秋墓M8781是洛阳市发现为数不多的春秋早期墓,保存完整。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有青铜器、玉石器、骨器、木器等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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