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商文化的认识学术界已经取得一定突破,但是先商期各种文化类型的内涵、起源、流变和归属等问题依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河南长垣宜丘遗址首次发现了典型漳河型遗迹打破辉卫型遗迹的地层关系,为探讨辉卫类型和漳河类型的早晚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漳河类型是先商晚期文化,辉卫类型可能属于夏王朝统治时期的"韦"国文化,为商人灭夏路线图的确立提供了依据。"摹"画在于外表,"临"画则需在理解绘画内容的基础上达到神态和气韵的逼真。壁画临摹由起稿、赋色、描线、作旧四个阶段循序完成。在临摹过程中要注意对线、色、神三个方面的研究,掌握了这三个方面,才能更好的还原壁画的真实面貌。
许昌地区出土的唐代铜镜,题材丰富,造型多样。以圆形为主,葵花形、菱花形次之。个别铜镜的纹饰、造型比较罕见,可补资料之缺,为唐代铜镜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绘制于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中的净瓶,数量庞大,造型多样,有着明显的地域和时代特点。本文通过大量取样、分类,以及与文献和出土实物相互印证,深入分析了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中净瓶造型的发展、变化及成因。得出结论:净瓶造型主要分无盖、有盖、圆盘小颈和罐四大类,每一类中又有多种型、式;净瓶造型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之间既有一致性,又保持了自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净瓶造型除受印度早期净瓶造型和佛典描述的净瓶造型影响外,还受到唐代瓷器、金银器以及萨珊、粟特、拜占庭、吐蕃等地金银器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环境下中外工艺美术的发展、交流,及其在佛教美术中的反映情况。
同光时期,清治下内忧与外患渐轻,政局趋稳,秩序渐定,开始对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制兵和勇营并存的兵制进行调整,以堵塞兵外加兵、饷外加饷的漏卮。勇营本以补制兵之不足,由于在战争中表现远超绿营,由偏锋演变成主力,因此战后如何区处二者关系着实考验统治阶层的智慧。清朝和在战争中崛起的督抚将领,在兵勇去留和继续使用何种兵制这些关键问题上产生了诸多分歧,或出于公心,或出于私意,其中所呈现出的见解与思想十分耐人寻味。探讨此间朝野上下在兵制方面的改革思路与实际做法,可以了解晚清军事思想发展的一般过程,感受膨胀与军饷供应之间的矛盾,更能洞见晚清兵制改革的取径及其局限。唐代以雅州刺史致仕的刘渭,郡望为河间乐成,其仕宦生涯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共计七朝,终其一生,未尝跻身中枢,长期任职地方,生平履历,正史阙如。洛阳新出土刘渭墓志的行世,有望弥补传统史料之不足与缺憾,墓志以其丰富翔实的内容再现了刘渭的生平境况,于后世治学颇多裨益。由墓志记载可知,刘渭其人乃是东汉章帝子孝王刘开之十九代孙。少年时代的刘渭在志向、学识方面远逾时人,后以门荫入仕,初补太原府寿阳尉。其在河中府解县任上,困扰前任的刑狱诉讼、田赋征收等棘手之事,均迎刃而解,由此政声远播,受到上峰赏识。刘渭为官地方,造福黎民,功勋彰于朝堂。后以七十二岁高龄卒于雅州刺史任上,归葬洛阳北邙之先茔。墓志的记载,勘正了传世文献在志主刘渭家世、生平、宦历等方面记载的多处疏误。延安电影团是建立的个电影机构,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尽管条件极为艰苦,设备简陋,材料短缺,但其成员仍成功拍摄了大量电影资料和照片。通过对延安电影团的活动经历以及我馆入藏的这批照片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包括吴印咸、徐肖冰等在内的延安电影团摄影师,不仅作为一个创作集体在抗战摄影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们每个人所拍摄的经典作品也都蕴含着丰富的时代意义。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周年之际,重温这些经典之作,更有助于后会当年中华民族为谋求独立与解放而奋斗的艰苦历程,以及领袖们在特殊年代里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孟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商代遗存,许多遗迹和遗物在一般的居住遗址中是很难见到的。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文化遗存的内涵,结合孟庄遗址的延续时间和地理位置,认为孟庄遗址应是商王朝东征时建立的临时军事重镇,是商王的重要驻跸地,在商王仲丁和河亶甲东征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朱仙镇新河记碑》对于研究贾鲁河水运与朱仙镇商业兴衰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有重要价值。按《朱仙镇新河记碑》所载道光二十三年的黄河大水是朱仙镇水运衰落的转折。光绪八年新疏浚的贾鲁河道由王堂新河、李牧岗至张市镇两部分构成。贾鲁河河道的变迁是导致朱仙镇商业衰落的根本原因。
《曙光》杂志是五四以后新思想、新思潮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之际创办的一本进步刊物。刊物创办之初以科学促进社会改革为宗旨,广泛宣传科学救国思想。不久,《曙光》的编辑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大量登载介绍苏俄的文章,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这一转变与马克思主义在的广泛传播,以及主要成员深受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曙光》编辑思想的转变,正是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有较的认识并进而接受社会主义过程的缩影。
夏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一文原载《文物周刊》第93期,《夏鼐文集》未收,学界基本上未曾给予关注。《夏鼐日记》中记载了该文的撰写缘起及发表始末。整体而言,夏鼐对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评价不是很高,但对向达抄录的题识评价甚高。该文采用"互证"的研究方法,对《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进行补正,力求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反映了夏鼐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该文为相关研究提拱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如敦煌洞窟编号等重要问题,夏鼐文中提出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文的主要材料是抗日战争期间夏鼐在敦煌考察、发掘所得,反映了他不怕困难、忠于学术的精神,亦反映了他与向达、劳斡交谊的点滴。作为一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者,夏鼐对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豫才先生是我国新史学和早期考古学的先驱之一,他以辛勤的工作和聪明才智,在史学界早期创办的杂志《禹贡》上,发表很多研究文章。之后,他又担任了琉璃阁墓地发掘的主持人,对琉璃阁的器物进行研究。他所撰写的《说毕》、《说豆》等6篇文章是-基础的关于琉璃阁的研究成果。二次--大战时期,日本法西斯侵略,敌人的飞机在的大地上频频丢下。郭豫才先生与河南省博物院的几位同事为了保护河南省珍贵的文物,冒着战火辗转三个省,-后把文物运到重庆,使国家的稀世珍宝得以保存。建国后,郭豫才先生是西南师范学院的重要创办人之一,为新的高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东晋后,伴随各类净土经典的翻译、重译和传播,弥陀净土信仰逐步发展,并反映出其禅法、般若学内蕴。同时,西方净土造像也体现了禅观之功能与特点。此外,无量寿佛像的造作从一开始就可能出现了显隐两条并行的发展线路:一是立体雕刻,笔者称之为"尊像图"系,其为显线;二是平面绘刻,笔者称之为"经变图"系,这条线路比较暗弱,长期以来学界重视不足,遂为隐线。本文将对隐微于佛教文献中的早期"西方净土变"萌芽予以揭释。
东周王城在我国历史及古代都城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历史文献的欠缺,对其一直难有较直观的认识。本文将有关记载东周王城的历史文献和建国以来对其所做的科学考古发掘资料进行了梳理,从东周王城在周朝疆域中的布局及王城内部的规划格局两方面,对东周王城的城市布局作了较为的探讨。
筒腹鬲是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较为普遍和出土数量较多的一种器物,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具代表性的典型器之一。中原的郑州地区也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这种典型器物。郑州地区的筒腹鬲-早出现在夏代晚期,在商代数量有所增多,尤为重要的是发现有青铜筒腹鬲。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与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通过太行山东、西两麓有着密切的文化互动。郑州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筒腹鬲,是伴随着先商文化在太行山东麓的南进而出现的。商文化中包括筒腹鬲、彩绘纹样和占卜技术等均受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正是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对先商文化和商文化的深远影响,使得其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伴随着商文化的强盛而发展成为对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能量散射X射线荧光分析结果显示,小双桥遗址所出岳石文化风格陶器与该遗址所出二里冈文化的相关器类在原料选择上呈现出相似的规律性特征,应为熟悉岳石文化制陶技术者在郑州地区制作的陶器。
河南省淇县西岗村王长安,收集到75多块明代文字砖。征得其同意,笔者将他所收集的部分明代长城文字砖整理介绍出来,以飨读者。
通过对后唐天成四年(929年)《重修定晋禅院千佛邑碑》进行笺释,纠正了清代学者毕沅、王昶等就碑文作者、禅果寺始建年代、时任安国军节度使为何人等做出的误判,并对僧稠禅师与禅果寺之关系进行了探讨。
关东车遗址发现的9件铜器(6件为考古发掘出土物,3件为采集物)是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特征、铜器制作技术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相互关系等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为进一步揭示该批铜器包含的科学信息,本文对其进行了合金成分检测、金相组织鉴定。结果显示,9件铜器的合金材质差别较大,其中砷铜2件,锡青铜1件,铅锡青铜4件,铜锡砷铁四元合金1件,铜锡砷铁铅五元合金1件,皆属复杂的含铜锡砷铅(银)共生矿直接冶炼的产物;制作工艺主要分为铸造和热锻成形,显示有初步的合金材质性能与加工工艺的关系认识。推断这批铜器的矿源地应为大井古铜矿遗址。
本文结合考古出土物、传世品与文献,考证了凤、凰、鸾纹的渊源和区别,以及明人对瓷器上风类纹饰的命名规则,并以此规则为依据对御窑瓷器上的凤纹进行了分类研究。
本文以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山陕会馆的雕刻题材为例,通过对明清时期商人的经商理念、文化心理和审美等的分析研究,挖掘蕴藏在会馆中的商业文化内涵。
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214年,对大波那墓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在西区发现房址、柱洞、灰坑、灰沟等遗迹。在东区北部墓地共清理墓葬25座。根据出土器物,居址与墓葬年代大致在战国秦汉时期。本次发掘为深人研究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面貌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1~215年,是考古研究所进入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5年,全所齐心协力,开拓创新,使研究所建设、田野工作、室内研究、图书资料、杂志编辑、交流、后勤保障、公共考古和人才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可喜成绩。考古研究所将不断总结经验,继续努力,创造新的辉煌。
虎符是古代兵制中发兵的信物,分左右两半,合符为验。虎符发兵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代已日趋完善。此文对汉代虎符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从资料内容、器物特点、相关制度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梳理考证,是一篇关于汉代虎符的综合性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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